英国记者眼中的汪洋

注:刊于2013年《南都周刊》第四期 本文有增删

​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摩尔(Malcolm Moore)  被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戏称为“高富帅”。

邂逅汪洋

十八大时,摩尔重点关注了广东团。

摩尔在推特上直播见闻,这条信息引起了推友的关注——汪点名让他提问。

“感觉你跟他很熟?”本文作者问摩尔。

他笑着摇头,“是第一次见。应该不知道我是谁,服务于哪家媒体。”

他和汪这次短暂邂逅,擦出了几星火花。

​摩尔描述,汪攥着一份《南方日报》进入会场。打断一位自我表扬性起的代表,“打广告要收费的”。

汪要求发言控制在10分钟。

某代表:我还能讲2分钟么?

汪:不能。大家都明白你的意思了。

代表:能来北京我太激动了,心跳得慌。

汪:最好坐着,别犯病了。

摩尔说,见惯了严肃刻板的中共官员,汪洋在会上这么放松,他没想到。

为参加这次报道,他特地在上海订做了一套西装。广东团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他一直都站着,位置正对着汪书记。“他应该很容易看见我。”

在记者提问环节前,一位女士过来收集外媒的问题。

“您有什么要问的么?这样我们可以帮助翻译。”

摩尔的问题是个烫手山芋。“我的问题是,高级官员是否应该公布家庭财产?汪书记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女士把摩尔的问题提交了上去。

他没指望能得到答案。

“我当时想,主持人不太可能点我的名了。”摩尔说。

很容易看出问答环节是事先安排好的。“比如在记者提问之前,工作人员已经把话筒放在了回答该问题的官员面前。”

发布会马上就要结束时, 摩尔几乎绝望了。他下意识地摇头,皱眉。

汪瞅见了这个不安分的记者。

“好吧,我回答一下那位高富帅先生的问题,”汪指着摩尔说。

“有点懵。”摩尔回忆。

他把压箱底儿的问题抛给了对方。

汪没有正面回答。

他告诉我,“In time”(合适时机)。

​ ​娃按:这篇文章发在朋友圈后,原广东卫视记者、就读于MIT的李佳佳悄然现身,原来那位客串新闻官收集外媒提问的,就是她。

这位被前广东省委书记戏称为“高富帅”的英国记者,在他位于北京建国门的外交公寓里向本文作者“哭穷”。

“在北京驻站成本太高了。房租贵,出差贵,我们(《每日电讯报》)比不得《纽约时报》啊,” 身高超过两米的摩尔(Malcolm Moore)说。

他小心翼翼算计着报社提供的经费。

2011年底,广东出了乌坎事件,摩尔跟英国总部的编辑报了这个选题。他把从上海到广州的机票,从广州到乌坎的租车费用等预算列了个清单,并且提醒编辑,因为当地已经戒严,这趟很可能会白跑。他问编辑值不值得试一下,编辑回复,“当然”。

在中国做新闻总会碰到这样的困境,花了大量时间和经费,最终报道也做不出来,哪怕你是老外记者。

摩尔和他的编辑这次“赌中”了。电讯报这篇“直击乌坎:一个揭竿而起的中国村庄”(Inside Wukan: the Chinese village that fought back)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他也凭借此文,获得了英国2012外国记者协会年度新闻奖(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 awards)。

评委会的颁奖词中说,摩尔的这篇报道很有启发性,它讲述了一个“弱者也能发出强音”的故事,“用巧妙的方式为读者描述了当下中国”。

摩尔的名片上印着中文名:马谦,是别人给起的,“我不认识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有特殊意义么?”

一点中文都不会的摩尔,却成功地深入了乌坎,并向海外传递着不寻常的讯息。

乌坎事件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2011年12月20日,一名乌坎村村民提着一桶海鲜穿越村边的路障
(图片来源: 路透社) 2011年12月20日,一名乌坎村村民提着一桶海鲜穿越村边的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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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没想到关于乌坎的报道能在英国引起那么大的关注。

2011年9月份乌坎出状况时,他从《金融时报》上看到了相关报道。但没有第一时间去现场。

摩尔准备观望一段时间,看看事态的发展。对于英国读者来说,中国农村的官员腐败,土地纠纷是太过平常的事情。

12月初,村民代表薛锦波死亡,警察已经包围了该村,“我感觉事态严重了,准备去一趟。”

这段时间是外国记者续签签证和记者证,很多记者的护照都交到了签证处,没办法坐飞机,新闻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了,摩尔甚至有些小庆幸。

“去了后才发现,好多外媒同行都已经在现场了,”摩尔笑着说。

进入乌坎,还靠了点运气。

摩尔和他的新闻助理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接近乌坎时才发现遭遇了警察的封锁线。

“到了关卡时,我们前面出现了一辆政府的车。我们租的车贴了黑色的膜,警察从外面看不见我,估计是把我们的车也看成是跟政府官员一起的,一挥手放我们进了村。”

往前开了大约几百米,看到一个用树枝堆成的路障,当时他们不知道这是村民设的还是警察设的,在离路障大约100米的地方停下来观察了十分钟,有一些村民在那里,但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摩尔担心是便衣警察。

“这时我看几个13,4岁的孩子。这下放心了,他们总不是便衣吧。于是我下车向他们走去。”

村民们见到摩尔,非常热情。

他从上海请的一个摄影记者就不那么幸运了。车被挡在了村外,被迫打道回府。

“整个村子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官员,这是在中国。这种氛围很奇特。海外读者应该能从报道里嗅到些不寻常,他们开始关心遥远的乌坎村的命运。”

BBC等外媒陆续赶到,摩尔帮助他们进入村子。

摩尔在乌坎只待了4,5天。

他住在薛锦波的家里。本来想多待一段时间,但考虑到官员和警察迟早会重新回到村子里,那些接待了外国记者的村民们,很可能会因此受到惩罚。

村民们没有直说。但摩尔感受到了他们的恐惧。

“新闻报道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伤害当事人。”

摩尔离开了乌坎,留在附近继续观察。

之后,越来越多的记者赶到了乌坎。

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至少在这段时间,媒体的关注度越高,村民就越安全。所以后来电讯报的又派了另一名记者进村。

摩尔告诉《南都周刊》,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提供帮助”或者试图干涉。

​乌坎村进行选举时,摩尔进行了回访。这时政府各级部门已经重回乌坎。但没有一个官员愿意接受采访。

​原《南都周刊》编辑石扉客的感慨。

 

尼尔·伍德事件

在《华尔街日报》爆出英国商人伍德死亡事件后,作为英国记者,摩尔自然也把重庆作为他2012报道的重点之一。

他多次南下重庆寻找线索。刚开始没有任何突破,连伍德死亡的具体时间都未能查到。

第二次去重庆的时候,大量的细节就出现了。“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当初很难获得的信息,接触的线人突然愿意说了。而且最开初一些看似天方夜谭的传闻,后来在庭审中跟公诉与口供一一对应。”

摩尔认为,到现在为止,伍德是怎么死的还是一个谜。他帮助薄家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传闻也未得到证实。

另有一些传闻,比如说谷开来指控伍德曾经威胁过薄瓜瓜。“但我们的调查发现,该指控在时间线上出现了矛盾。瓜瓜在美国,伍德在北京,并不是像‘证据’里说的那样威胁发生在英国。”

摩尔告诉《南都周刊》,关于伍德的背景,其实北京的英国商圈里,很多朋友都知道。但都顾忌谈论此事,也许是怕惹上麻烦,对生意造成影响。

现在关于重庆往事,越来越多的细节呈现了出来。

摩尔雄心勃勃。

“我认为如果再下重庆,应该能挖出更多的新闻。”

玉树地震

来中国的4年多,摩尔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省份。四川和玉树地震,他都赶赴了现场。

回忆起玉树的采访,摩尔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他们从兰州租车直接上了玉树。采访期间就住在车里。高原反应很强烈。头一直疼,助理鼻子流血。“连很多救援队员也病了,包括从山东来的搜救犬。”

在玉树,摩尔第一次见到温家宝。

在玉树市中心的一栋倒塌的商场,摩尔站在废墟的一角。

一辆中巴车停了下来,车门开启后,第一个从车里下来的是温家宝。

温没有做任何停留,甩开身后的军人,从200多藏族民众和喇嘛中独自穿过,直接走上废墟。

摩尔很吃惊。

巨大的废墟上到处都是松动的瓦砾,钢筋和玻璃,人走上去很不安全。温家宝随后在废墟上做了一个演讲。

“他年纪很大了,这么做很危险。”

这是摩尔和时任中国总理唯一的一次邂逅。

钱紧的无奈

《每日电讯报》是英国派驻海外记者最多的报纸之一。但和彭博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比起来,他们的资源还是要多得多。电讯报驻京两个人,摩尔是文字,还有一位摄影,雇佣了一位中国籍的新闻助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勤快些。”摩尔说。

纽时的记者,可以为了一篇调查报道,一年心无旁骛,出差不需要打报告,甚至雇一公司帮助调查。“顶级的报道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如果我能写出那样的稿子,即时马上退休,也没有遗憾了。”

摩尔认为,英国记者在和美国记者竞争中国新闻报道上,目前处于下风。

和美国同行比起来,美国的读者更认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对涉及中国的新闻,包括中美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更感兴趣。而英国和中国,无论从经济还是外交上,都远不如中美关系那么受关注。英国读者可能对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关系更感兴趣。

有些西方报纸的策略是不设驻外记者,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特派。

“作为一份严肃报纸,必须保持在国际报道领域的竞争力,”摩尔说,“我个人认为,海外记者站是非常重要的,驻外记者深入驻在国的社会生活,更能写出好的报道。”

他以自己的乌坎报道获奖为例,“这说明读者希望看到驻外记者这类型的报道,采编的投入得到了回报。”

全球的纸媒目前都遭遇危机。摩尔称,他也不清楚自己所在的机构是否能持久地维持高昂的采编成本。

“在网络时代,读者天然以为新闻都是免费的。”摩尔有些无奈。

文涛 Vs摩尔

问:驻华记者大部分都会点中文,有些甚至精通。很好奇为啥你一点中文都不会,能被报社挑中驻华?

答:的确,我中文听说读写都不行。我也曾想过学习中文,设想只要自己刻苦学习,一定能成功。但我低估了掌握这一语言的难度。结果证明,我实在不是这块料。但这个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用心,也能保证新闻报道的专业性。

问:来中国之前在哪儿工作?

答:2001年大学毕业后加入电讯报。来中国之前,我在罗马驻站,会说意大利语,意大利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2008年,报社要求我到中国驻站,我很高兴,毕竟我有一半中国血统。

问:可否谈谈你的家庭?

答:我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厦门人。外祖父92年去世。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日本入侵时离开,先去了马来西亚,后来去新加坡定居。小时候,经常听他提起中国。我当时想,如果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

问:现在国内还有亲戚么?

答:外祖父的老家在鼓浪屿。曾去那里寻找过旧居,但已经找不到了。

我母亲能说普通话和闽南话,她出生在新加坡,非常高兴我被派回中国工作。现在母亲这面的亲戚基本都在新加坡。还有三个姑姑和很多表兄弟。

问:你可能是驻华记者里的第一高人了。

答:我妈妈并不高,就是中国女性的普通身材吧。我的身高是遗传自父亲,他是英格兰人,大高个儿。

问:听不出你带英国腔啊。

答:我在新加坡出生。随父母在中东好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生活过。基本都上国际学校,后来才去英国上了寄宿学校。能说意大利语和法语。但没有学会阿拉伯语。

问: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答:我08年来中国时,先去的上海站。2012年2月份从上海调往北京驻站。原来的驻站记者调回去当美国版的主编。

上海和北京的工作大不一样。在上海的时候主要任务是关注农村问题和南部工业区的经济发展,到了北京,时政成了主要的报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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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黎平在公安厅长任上越过的那些“坎”

​2017年5月26日上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对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原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执行了死刑。

赵黎平于2015年3月20日在赤峰市境内涉嫌故意杀人被公安机关羁押。

赵的生命终结在了66岁这年。

从警40年,赵于2005年至2012年担任公安厅长,做了7年的内蒙警队“一哥”。这期间,内蒙发生过几起牵涉警界的大事,包括公安局长杀高官、被江湖骗子蒙蔽,呼市公安大楼被炸掉为“西北第一高楼”的献礼工程腾地、涉“万里大造林”,赵黎平被受害群众长期举报等,均安然度过。

而呼格吉勒图案“真凶”现身时,他正在厅长任上,呼格错案当年办案人员未受调查处罚甚至升迁,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杜文公款行贿案,赵本人被杜文当庭指控曾“收130万公款向公安部行贿”。

赵黎平的仕途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2010年,他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跻身“副省级”高官行列,2012年调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闲职,随后平安退休。

2014年到2015年,本人因呼格吉勒图案、赵黎平案等,近10次赴内蒙采访,曾在自治区公安厅附近某宾馆入住并暗访(该宾馆紧邻公安厅,有信源称赵命案受害者曾在该宾馆担任过服务员)。

这期间,本人与内蒙退休高级检察官滑力加有过多次交流,赵在赤峰杀人,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我形容这叫‘自爆’”,滑力加说。要不是这个比电影情节还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赵似乎能够继续顶着打造内蒙警队快速反应能力,命案破案率远超西方国家的光环,安度晚年。

滑力加先生就是网民一度非常熟悉的“滑检”,因高调与当地司法机关“死磕”而闻名。

滑检2016年9月5日不幸因病去世,享年63岁。

与滑检的微信对话,永远定格在了2015年的中秋节
与滑检的微信对话,永远定格在了2015年的中秋节


我根据实地采访以及公开资料梳理,总结了赵黎平在7年厅长任上,跨越的几个“大坎”。

  公安局长杀市委副书记后自杀

2008年2月5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在办公室被害,凶手是呼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关六如。同时遇害的还有自治区地税局呼市稽查分局35岁的女干部王英。关六如杀死两人后,饮弹自尽。

呼和浩特前市委副书记王志平
呼和浩特前市委副书记王志平

​案发现场共有三具尸体,靠近走廊门口的是王英,身中两弹;办公桌后面的是王志平,身中三弹;关六如坐在向南的沙发上,头中一弹。关六如右手持七七式手枪,枪内尚有一颗子弹,左手持有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情况通报称,16时20分,自治区110接到报警,称市委大楼发生一起枪杀案。干警迅速赶往现场,“公安厅长赵黎平亲自上阵”。

2007年9月2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关六如还因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荣立个人二等功。

1998年9月,王志平出任呼和浩特市检察院检察长。2000年曾在最高检察院挂职锻炼七个月,任侦查监督厅副厅长。2001年9月起,王志平历任呼市市委常委、秘书长,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通报称,关六如行凶杀人的原因被归咎于因受过处分、对被免职不满以及个人生活不幸福。

据该通报,2004年,关六如在办理一起伤害案件时违纪,被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时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的王志平,主持召开了给予关六如处分的会议,签发过对关六如的处分决定。

2007年10月,关六如被免去局长一职。对此,关六如不服气,多次找领导上访。当年11月,关六如给市党政领导写信,表达不满,声称若得不到正确对待,将辞去公职、退党。

通报还称,关六如谋杀的目标就是王志平,目的就是报复。

不过,《财经》杂志报道,关六如此次行凶,或源于买官不成,遂起杀心。更有传言称,关六如欲行凶的对象并不限于王志平一人,其自杀前曾留下遗书及买官的送礼列表,涉及当地多名高层官员。

2004年,内蒙还发生过一起公安局长杀人案。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局长梁冠中,因“二奶”(和林格尔县公安局一位干警的妻子) 逼婚杀人碎尸。

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局长梁冠中
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局长梁冠中

​还有一起涉及内蒙官场的命案发生在2001年。这年的12月19日晚23时30分左右,自治区政府呼和浩特宾馆发生一起重大火灾。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林选才在火灾中遇难,林是中组部刚到内蒙不久的挂职干部。

呼市坊间似乎并不太信服官方通报的公安局长杀市委副书记、挂职副市长在宾馆失火中死亡这两起案件中的细节,认为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

 “赵黎平作为时任公安厅领导,一定掌握这两起疑案背后没有披露的信息(注:2001年赵任公安厅副厅长),希望今后对他的调查,能揭开这两起案件不为人知的秘密,”内蒙司法机关一位资深人士告诉我。


   炸掉首府公安指挥大楼为骗子铺路

2005年3月,赵黎平就任内蒙公安厅长。

就在这一个月,呼和浩特市来了一位名叫“郑泽”的港商,自称香港金鹰国际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他带来一个宏大的项目规划,在呼市商业繁华区盖“西北第一高楼”——— 金鹰国际CBD(中央商务区)。楼高169米,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投资53亿元,两年建成。

这一“大手笔”立即引起呼市政府重视,当年就被列为向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项目。

2005年5月17日凌晨,刚建成四年的呼市公安局11层指挥大楼被爆破,目的是给“西北第一高楼”腾地方。此后,原市政府大楼、龙海商厦、第一人民医院保健楼、市公安局的三栋宿舍楼相继拆除,“郑泽”在首府的中山西路黄金地段得到了50多亩土地。

“金鹰公司”在呼市获得了一路绿灯的待遇,很快就违规办理齐全了各种证照。

尽管获得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优惠政策,“实力雄厚”的金鹰公司却无资注入,“西北第一高楼”很快成了烂摊子。

炸掉公安局指挥大楼后,新楼动了几锹土就没了影子。在两年时间里,呼市公安局的办公场所分散租赁了十几处。

据媒体报道,“木匠不急政府急”的局面出现了:市里垫钱垫料帮着建,到最后干脆全盘接过来替他建。眼看“王木匠”无钱建设“西北第一高楼”已成事实,政府也只能想方设法帮他。

后知后觉的警方后来调查发现,“郑泽”原名王细牛,1958年生于湖北省黄梅县龙感湖农场,读了五年小学,13岁学木匠,1974年成为农场木工,当地人都叫他“王木匠”。

传奇人物王木匠
传奇人物王木匠

2000年,“王木匠”往河北省石家庄市迁了假户口,改名“郑泽”,年龄缩小11岁。警方发现,“王木匠”有6个名字:王细牛、王亚伟、王世伟、舒兵、王伟、郑泽。每个名字都注册了一家公司,娶了一个“老婆”,其中有4个“老婆”给他生了孩子。

“王木匠”的香港金鹰公司,是一家1万元港币注册的“三无”公司,无办公场所,无资金,无工作人员。

当年《新京报》的评论里有这么一段:要弄清楚香港是否有个“金鹰集团”、董事局主席是谁,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一个电话、一份传真就可以搞定。为什么两地政府都不愿意去查证一下,任这个木匠在自己眼皮底下呼风唤雨,危害一方,甚至连社会开始怀疑其真实身份及意图时,还力撑这个骗子?

时任公安厅厅长赵黎平在这起政府被诈骗的案件中,参与程度如何,尚不得而知,毕竟受骗的主体是呼市的党政部门。不过,首府公安局指挥大楼以及市局宿舍楼因此被炸掉,呼市的警队中枢,竟然有两年时间,不得不分散于十几处办公,对于内蒙警界、以及赵黎平这位新上任的“警队一哥”来说,确为一桩大糗事。


​  涉“万里大造林”被反复举报

作为内蒙公安厅长,赵黎平在“万里大造林”骗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为什么会成为被受害群众不断举报的对象?许多谜团尚待解开。

截至2007年8月,名噪一时的“万里大造林公司”,通过公开向购买人承诺林地8年后每亩林木蓄积量达到12立方米,10年达到15立方米等“高回报零风险”的手段,总计向社会销售“林地”45万多亩。

有关部门最终以“团伙传销形式实施非法经营活动”给“万里大造林”做了定性。此案在全国影响重大,案件涉及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万多名受害群众,涉案金额高达12.7亿元。

  “万里大造林”的善后,至今还未完结。而在这过程中,时任内蒙公安厅厅长赵黎平被受害群众多次联名举报。

2011年11月24日起,“万里购林客户”联名的一份名为《强烈要求尽快对赵黎平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立案审查》举报信开始在网路上流传,该信件主送中纪委、监察部,以及时任内蒙党委胡春华书记。

内蒙政府与万里购林代表协商达成过一个“先进行资产评估,后确定还款金额”的“和谐、双赢”善后方案。

举报信称,赵黎平为了竭力掩盖自己造假毁林、违法办案、资产流失和损毁,以及挪用“涉案资金”等一系列违法违纪行为,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利用个人手中的权力,欺上瞒下,指挥和操纵内蒙公安系统以及所谓的“资产管理人”对善后工作施加干扰,置阻力,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拘捕和阻截依法上访的万里客户,怂恿并暗中操纵对林业资产的“假评估”,致使万里善后工作至今仍然举步维艰。

举报信将赵黎平的“违法事实”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暗箱操作假拍卖;二、资产严重流失;三、“长时间,大范围”的设备损毁触目惊心;四、涉嫌非法挪用被冻结的管护资金。

赵黎平涉嫌故意杀人案发后,本人曾接触了数位内蒙政界以及司法界人士。普遍的看法是,万里大造林事件“水很深”。

内蒙司法系统一位人士透露,他曾和内蒙高院一位领导交流,当提及万里大造林时,对方劝他不要联想,“不要再提”。


呼格案和杜文案

2005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本人交代,自己才是1996年“4.9”女尸案的“真凶”,而非已被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赵志红在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曾写下“偿命申请”,愿意为该案负责。

庭审中的赵志红
庭审中的赵志红

​赵志红落网的这一年,赵黎平履新公安厅长。

1996年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当年被誉为破获呼格案的第一功臣,2005年时任赛罕区公安分局局长。

据多方信源,证实在赵志红供出自己是“真凶”后,检方、法院均有重启呼格案再审的动议,一位法院领导还建议呼格案“异地再审”。

“公安机关成为重启呼格案的重要阻力,”多位内蒙司法界人士告诉我。

冯志明不但没有受到调查,还力图阻挠对赵志红的审讯,甚至有警界人士担心,冯会“杀人灭口”。

呼格案中被千夫所指的冯志明
呼格案中被千夫所指的冯志明

​在赵黎平担任厅长期间,冯甚至得到了嘉奖和升迁。

2007年9月,由于在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安全保卫工作中“表现突出”,获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一等功。

2012年,冯志明升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

直至2014年底,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宣告呼格无罪后,冯志明才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带走调查。而这时赵黎平已经退休。

内蒙司法系统一位资深人士向本人分析了赵黎平与呼格案的关联性。“那段时间(赵志红供认自己是“真凶”),官员升迁调动的比较频繁,给了一些实权人物权力寻租的机会。稍微有问题的人被贬被撤,那些有问题的人,却可以带病提拔,冯志明出了这么大问题,为什么还能提拔,不送钱怎么行?他钱送给谁了呢?”

这位人士暗示冯志明向赵黎平行贿,但本人接触的证据尚无法证实这一指控的真实性。

不过,在涉及“公款送礼”的杜文案中,被告人杜文在庭审中,多次直接指控赵黎平收了130万的公款,用于向公安部行贿,并有录音为证。

   庭审笔录显示,杜文供述,赵黎平要去打点的这个人喜欢古董。该官员挑一个130万的铜鼎。“你把钱给我,我买了送给他。”赵黎平告诉杜文。

而在此前供述中,杜文关于这笔款项的去向有过多次说法,均未提及赵黎平的名字。

本人通过知情人士获悉的庭审记录显示,警方第一次问及杜文关于130万公款问题,提讯人正是时任赛罕公安分局局长冯志明。

审了很长时间,杜文一直保持沉默,说这事儿要跟公安厅说。

第二次是在2010的5月17号,公安厅派来两个办案人员,和冯志明一起提讯杜文,核心问题就是让杜文把这130万的问题“死扛”下来。杜文称,他连自己的房产都被封了,“我拿什么扛啊?”对方警告杜文“好自为之”。

杜文
杜文旧照 王伟华提供

杜文在庭上供述,他在看守所被警察打伤,在送去医院的路上还被威胁,“别你妈胡说八道,这次是打断你的腰(腿),下次拧断你的脖子!”,警察还以杜文妻子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威胁他。

在杜文眼里,赵黎平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敏感,谨慎,做事手段狠,反侦察能力强。与杜文约见面的时间、地点都是他定。

  杜文的妻子形容,赵黎平办事的特点就是“快”,一般不会提前通知或打电话。

“在与杜文关于130万公款的联系中,基本都是杜文主动给他打电话,”杜文妻子告诉我。

“我无意中听过他们之间的通话,杜文在电话里说,‘赵厅长,什么时候有时间见个面啊。’赵黎平的回答一般是, ‘等着,等消息’。”

杜文供述,相关录音记载了时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乌兰巴特尔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赵黎平,让其放心去协助办理到北京送礼事宜的情况。

根据杜文供述,被删除的录音证据里有乌兰巴特尔的一段话,在2010年4月1日乌兰巴特尔对杜文和武志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后因受贿等罪被判无期)说:“第二个话呢,咱们现在花的钱给这次公安400万,给这边是120万,200万,剩下评估费用是80万,还有个100多万是咱们的差旅费。”

这段录音后经有关部门进行了恢复,显示上述这段话,确实存在。

杜文的辩护律师徐昕、王甫申请对该段录音进行声纹比对鉴定,以判断上述内容是否出自乌兰巴特尔之口,合议庭经研究同意了辩护人鉴定申请。

但乌兰巴特尔拒绝配合声纹鉴定。

乌兰巴特尔,曾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
乌兰巴特尔,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

2010年4月初,杜文接到赵黎平的电话。赵开着一辆很破的白色别克公务车,到交通厅门口的马路边进行交接。据杜文回忆,当时风很大,他提了一个装着130万现金的大布袋子,上了赵黎平的车,杜文坐在副驾驶上,和赵黎平还聊了一阵。用杜文的话讲,赵非常狡猾,他防范着对方是否携带录音设备,也不同意打收条。“在我上车之前,还重重地在我身上拍打了几遍,估计就是查有无窃听设备。”

   杜文透露,赵黎平坚持健身,身体状况很好。

   “他右手肘的袖笼里,常年藏着一根钢管。”

微博救夫多年的杜文妻子伟华,在赵黎平被执行死刑当天写了这么一条微博。

​她在“真相已死!”的这个帖子里描述:

之前从多个途径得知,赵黎平早已承认收了杜文案中的130万,可相关口供至今不予调取,法官曾说会亲自提审赵了解实情,之后不了了之。现在杜文替高官顶罪,赵已死,武志忠也癌症晚期即将落幕,杜文的录音笔被调包,这个秘密也正在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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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骆家辉

注:原定2014年初发表于《南都周刊》的文章,因故未能全文刊发。发在这里,算是存档吧。

旧文回观,有俩应景儿看点:北京雾霾是骆家辉带来的还是带走的;他的离职与离婚有无关联。


​“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

骆大使与中国儿童交流
骆家辉与中国儿童交流

这是时任央视记者芮成钢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抛出的问题。

骆家辉代表美国出使先祖之地,从西雅图机场背着双肩包买星巴克咖啡到宣布将卸任大使,将近三年间,他在大陆似乎一直被视为一个异数,甚至比那些金发碧眼的前任们引起的争议还多,芮成钢的这个逻辑怪怪的提问,不过是骆氏中国之旅的众多奇幻桥段之一罢了。

2014年初,骆家辉离任时,中新社旗下中国新闻网这篇《别了,骆氏家辉》的评论引发举国热议,成为一时名篇。

别了,骆氏家辉!
别了,骆氏家辉!

​结尾的这段话尽管毫无逻辑,但文风酣畅淋漓,充分体现了汉语的魅力。

骆氏来了,北京雾霾也来了。骆氏走了,北京的天空陡然蔚蓝,晴空万里。大使先生挥一挥衣袖,带去了我们心头的“雾霾”。借问骆君欲何往,只因风雨又飘摇。送雾霾,送瘟神。Farewell,骆氏家辉!


【“平民秀”被指“没安好心”】

骆任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平民秀”。

在芮成钢眼里,骆家辉的言行举止无非是政客的表演。“他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说美国的好,少提美国的差。这是他的工作,”芮在他的微博中如此点评,“从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车,坐经济舱,都精准地得到拍摄传播议论。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

骆在中国民间赢得了不少彩声,把他的形象和大陆官员相对比成了媒体和网络的热点。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面对杰出华人的赞誉,骆家辉笑称自己除了当过州长,当过商务部长以及成为历史上首位华裔驻华大使外,“还是掌握了自己买咖啡、自己背行李的艺术的人。”

他的诙谐并没能让所有人会心一笑。

如果说,芮还算从一个媒体人的视角去解读,而《北京日报》在2012年5月4日刊发的一篇评论则充满了敌意。

这篇署名“甄文”的文章称骆家辉处心积虑跑到中国社会中找茬捣乱。“从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监测并公布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搀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使馆—— 他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 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的古语‘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文章警告骆家辉,“不要搞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不要做自取其辱的丑事。”

这还没完。

《北京日报》很快又通过其官方微博,敦促骆家辉公布个人财产

北京日报官微敦促骆家辉公布财产
北京日报官微敦促骆家辉公布个人财产

​美国大使馆很快做出了回应。时任新闻发言人的包日强对骆家辉的财产做了详细说明:“骆大使自从政以来,几乎年年都按规定申报财产。按照去年的申报表,他拥有资产23笔,总值235到812万美元之间,债务1笔在50到100万美元之间。他当驻华大使年薪179700美元,他的孩子每人每年可有3万美元左右教育补贴。”

意犹未尽,使馆很快又公布了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的资产情况,并提供了白宫网站的相关链接。

看热闹的网友中有人开始起哄,要求《北京日报》公布其时任社长梅宁华的个人财产情况。截至2017年5月,梅已经退休,公众尚未获悉该报社公布其前社长个人财务状况的相关信息。

令人疑惑的是,就在北京日报连续批斗骆家辉不到3个月后的2012年8月,时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的梅宁华,改任北京日报社党组副书记,书记职务由曾长期在北京日报社任职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严力强兼任。

梅宁华被免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 改任副书记

这个莫名其妙的任命,颇有点令亲者痛让仇者快,尤其对当时已近退休年龄的梅社长来说。

组织的心思啊,好难猜好难猜。


​骆家辉本人基本没有对所谓作秀阴谋论做出反驳,大概是想留给公众自己去判断。

不过,他美国老家的《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越洋力挺这位老乡。

该报称,骆家辉似乎以其“我自己动手”的做事方式引起中国官员和宣传单位的不安。“中国人无法想象像骆家辉这样的人,一个堂堂的州长真的曾爬上州政府60英尺高的脚手架去换灯泡?”

为了证明骆家辉的平民范儿就是他的本性而非政客作态,文章还翻出了90年代《西雅图周报》(Seattle Weekly)的一篇报道。这篇旧闻将骆家辉称为“误把服务于立法机构视为终生使命的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Life for the Legislature),并描绘说,他的闲暇嗜好是“挥汗修水管”。

这大概是想说,平民骆虽然误打误撞成了高官,但别指望从他身上看到贵族气质或官僚习气。

【举重若轻化解敏感事件】

骆家辉的“平民秀”吸引着公众的眼球,但这远不是他在中国的主业。可别忘了,在2年半的任期里,他曾多次低调化解了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危机的敏感事件。63岁的他是政坛老手,也是外交领域的新人。但不得不承认,骆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外交官。

王立军闯馆事件正值习近平访美,陈光诚事件出现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即将访华开展中美高层对话。王,李二人都是烫手的山芋,处理方式稍有不慎即可能严重影响中美邦交。作为两个事件的核心当事人,骆家辉仿佛得了太极真传,推挡之间,化大危机于无形。事后很多政治评论家都感慨,事儿咋就这么消停了呢?中美关系似乎毫发无损。

2012年2月6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在成都闯馆时,远在北京的骆家辉并没有在大使官邸,而在外头参加一个会议。他的黑莓手机上突然来了一封加密的邮件。“速回使馆安全通讯区”。

急匆匆返回使馆后,迎接骆的是一个“定时炸弹”——中国最出名的警察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里,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想去美国避难。

骆家辉在《新闻周刊》的一篇访谈里说到自己当时的反应。“太不可思议了,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他的第一句话是“OH, MY GOD!”

上任才半年的骆家辉在北京大使馆,成都领事馆和华盛顿之间小心翼翼地进行协调。

《华盛顿自由灯塔》电子杂志资深记者比尔·戈茨曾报道,美国总领事何孟德将王立军的政治庇护要求汇报给骆家辉后,骆上报华盛顿,并主张给予王立军政治庇护,但华盛顿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驳回骆家辉建议的主力来自美国副总统拜登办公室,因为担心影响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出访美国。但白宫方面坚决否认戈茨的说法。

骆家辉表示,王立军是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己的意愿选择,离开美领馆的。王立军事件并没有影响习访美。

两个半月后的四月下旬,正在印尼休假的骆家辉接到紧急信息,馆里又来不速之客。这次不是成都,是北京总部,也不是警察,是一位盲人。

闯馆的是曾长期被地方政府软禁的盲人律师。

5月2日下午,骆家辉亲自陪同陈乘车进入北京市朝阳医院。《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是美国官方首次证实正在保护他。同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抵达北京参加既定的中美高层对话。

《纽约时报》报道称,参与协商的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指出,陈曾多次表达留在中国的意愿,而中国政府也对此作出了让步。

陈后来改了主意,希望赴美。

陈的去留意愿的变化和中美双方的谈判过程仍有很多细节未有披露,但最终,陈获得签证,以及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邀请,于5月19日与家人离开北京,飞往纽约。

中国外交部曾照会美方必须谨慎处理此事,而希拉里也表示她亦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双方各让一步,化解了这场危机。

2012年一度失控的反日游行潮中,作为美国大使,骆家辉莫名“躺枪”。

几十名举着旗子的抗议者袭击了骆家辉的座驾,最终在安保人员的护卫下才进入大使馆,躲过一劫。

骆家辉专车在使馆门口被拦
骆家辉专车在使馆门口被拦

​与不少其他在言论上更为大胆直接的前任比起来,骆家辉嘴很严,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敏感政治话题。像王立军事件,陈光诚事件以及座驾被袭事件等,如果碰到一位大嘴巴大使,恐怕早就借题发挥了。美国大使馆的新浪官方微博,对上述三件事儿也是绝口不提,或是为避免引起中国官方的反感以及民间的猜忌。

【辞职原因?】

骆家辉宣布辞职后,最大的八卦是有报道称他有婚外情,政治形象受损,加之为了修复家庭关系被迫辞职。

骆家辉自2011年8月携全家从西雅图飞抵北京履新后,一直与夫人李蒙和3名孩子在北京生活,直到2013年7月,夫人和孩子搬回西雅图。

李蒙在西雅图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否认关于丈夫因婚外情而辞职的说法,称辞任回美是全家的决定。而骆告诉《洛杉矶时报》,他的离职完全是考虑到两个女儿要升中学,“希望子女在美国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

SOHO中国CEO张欣是骆家辉夫妇的好友。她在2013年11月21日连发两条微博,称骆家辉离职的原因的确是为孩子。“他的两个大孩子到了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希望在美国上学,而骆大使的家庭观念很重,不愿意和家人分开。周一克林顿(前)总统来北京时我们一起晚餐,大家都谈孩子,骆大使算着大女儿还有一年半就离开家上大学,他要和家人在一起的心情更迫切。”

骆大使在2013年11月初和奥巴马见面时就提出了辞呈。总统非常理解并支持他的决定。“总统说他的大女儿快上大学了,同样作为父亲,他理解我想陪伴孩子成长的想法。”骆家辉说。他同时也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避开北京的雾霾,或是为准备2016年的总统大选而回国。

有军中“鹰派”之称的军事学者戴旭则有不同的解读。他在新浪微博上透露:洪博培(上任美国驻华大使)曾亲自走上王府井,试图复制中东XX花革命扳倒中国。大约是意识到大鼻子蓝眼睛不便于开展“工作”,于是派来香蕉人骆家辉,以便和李X复、陈X武、薛(蛮)子等同类鱼目混珠,率第五纵队发动围攻。但没想到被中国网络义勇军痛击,骆大惭,于是请辞。

戴旭微博
戴旭微博

​截止到发稿,笔者未能联系上戴旭置评此判断的依据。

骆家辉的两年半,外交成绩斐然。他最为自豪的是帮助了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以及大大缩短了使领馆办理签证的等候周期。当然,他也被来自官方媒体以及民间人士的各种明枪暗箭扎成了一只刺猬。

但这些遭遇似乎难以让他标志性的微笑从脸上褪去。2003年,他还曾收到过死亡威胁,FBI后来破获了这起暗杀未遂事件,原来是华盛顿州一个白人极端组织的某个成员接受了不了骆家辉担任州长。

“我经历过西雅图骚乱(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期间发生骚乱,骆调入国民警卫队才平息事态),好几次大地震,大洪灾还有森林大火,”骆家辉告诉《新闻周刊》,“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保持从容平静。”

《The Diplomat》杂志驻华记者Tyler Roney曾是笔者在环球时报英文版时的同事,他告诉我,骆家辉虽然靠自己的“平民范儿”在社交媒体中赢得了不少赞誉,但他毕竟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有时候就不那么招人待见了。不管他自己怎样想,有些事情必然会犯了中国政府的忌讳。“无论是是公众眼中的宠儿,还是偶尔成为官方媒体笔下的恶人,从中美交流到处理王立军事件,骆家辉做出过不少实实在在的贡献,他作为最出色的美国驻华大使这一历史地位很难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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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W笼罩下的美国外交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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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母亲不幸意外身亡

庆安火车站候车大厅
庆安火车站候车大厅

​2015年5月2日,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与当值警察发生冲突,警员在制服他的过程中开了枪,徐当场死亡。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生如蝼蚁,死得随机,徐纯合之死,触动了太多人的心底之软:浮华盛世,普通人飘萍般的不安全感。

是年徐的头七,我在推特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携仨幼子、八旬老母、精神病妻子。七零生人徐纯合之乞讨路、上访路,东躲西藏,从来凄惶。直到,一声枪响。

就在徐死亡两周年时,有庆安籍的媒体同行从当地警方得知,徐母权玉顺老人,已经在2016年的夏天,因车祸不幸身亡。

警方证实了徐母在铁力市横过马路时,被一柴油三轮车撞了,”这位记者称,他听到消息后也很震惊,“专门问了交警和警方(其它部门),就是车祸。”

徐纯合和他母亲相继离世后,其精神病妻子在康复医院,三个幼儿在福利院,“他家已没有成年人了,惨。”


下文是本人供职于凤凰网时,在庆安枪击事件发生后在当地的采访,徐母的这段视频是本人用手机录制的,这或是老人家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影像资料。

徐纯合母亲权玉顺讲述事发经过

记者  文涛  黑龙江庆安县 报道

2015年5月11日上午9时左右,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的死者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与律师签订了委托协议。时年81岁的权玉顺不认同有关部门提出的20万的补偿方案。她希望律师调查取证枪击事件背后的原因,追究责任人,还儿子“一个公道”。

权玉顺在病房里签订律师委托书,站立者是北京谢燕益律师
权玉顺在病房签订委托书,站立者是北京律师谢燕益

​5月11日上午9时左右,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的死者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与律师签订了委托协议。

权玉顺不认同有关部门提出的20万的补偿方案。“我儿子一条命就值20万?”她表示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她希望律师调查取证枪击事件背后的原因,追究责任人,还儿子“一个公道”。

徐纯合身份证
权玉顺向记者出示徐纯合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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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纯合妻子的姐姐写给谢燕益律师的委托书

 

记者在现场看到,权玉顺身着暗红色上衣,穿一条运动裤,靠在庆安县中医院住院部的单间病床上。

权玉顺扶着小推车从病房去洗手间。
权玉顺扶着小推车从病房去洗手间

权称,5月2日在火车站,她这个代步的小推车被车站工作人员“扔到了一边”。

权女士向凤凰网讲述了她所经历的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的全过程。

她表示,之前她一家去北京等地,至少有三次被当地政府人员截回,“后来火车站都不愿意卖给我们票。”

权女士提到他们去北京,有时候是别的事情,有时候是去“告状”。但对于这次是否因为是上访被截,她的表述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她多次提到车站工作人员有在现场有跟他们所在村村支书通电话的情节。

徐纯合有堵住车站进站口的行为,对此权玉顺予以证实,但对于儿子此举的直接原因,权表示不清楚,但认为跟车站不让他们一家上车有关。

权亦称儿子在和警察的冲突中,“还过手”,但她多次表示是警察先打的徐纯合。

5月2日中午,徐纯合一家进站前吃了午饭,“有饺子有鱼,儿子喝了酒。”权玉顺说。

权玉顺是5月5日被当地政府部门送入庆安中医院的,同日,徐纯合的三个幼子被送入绥化福利院,徐患精神病的妻子李秀芹被送入铁力康复医院。

5月11日上午,四位律师来到庆安县公安局调查取证,提包者为湖南谢阳律师
5月11日上午,四位律师来到庆安县公安局等机构调查取证,提包者是湖南律师谢阳

​来自北京的谢燕益等4位律师,分别与权玉顺以及其他亲戚签订了代理协议。

5月10日,凤凰网曾到位于县中医院三楼权玉顺的病房探视,门口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把守,称“政府给他们的指令是不准外人与权玉顺见面”,此前,律师曾试图到病房与权接触,被公安人员阻止。

5月11日上午,律师与权的沟通,以及凤凰网记者对权的采访,并未受到在场政府工作人员的阻挠。

随后,律师们来到跟中医院一墙之隔的安庆县公安局以及庆安县政府等机构,开始了关于此案的调查取证。

庆安县政府(右侧建筑)
庆安县政府(右侧建筑)

我们与徐纯合妻子的几位姐姐签订了代理协议,今天终于见到老太太,并顺利签订了代理协议,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这次枪击事件的取证调查,以及死者家属的维权都可以正式启动了。”谢燕益律师告诉记者。

本人关于庆安事件的另一篇报道

车站枪声 引发庆安官场大地震

注:参与庆安法援的律师在之后的709抓捕案中多有牵连,他们的庆安的行动也出现在了警方指控或检方起诉的案卷中。

截至2017年5月,本文提到的谢燕益律师在羁押一年左右后已经取保,湖南谢阳律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扰乱法庭秩序被长沙中院起诉,开庭时间尚未公开。

参与庆安事件调查围观的锋锐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知名网友屠夫(吴淦)在2015年7月因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两罪被批捕,至今仍在羁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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