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英语

2017年4月12日,热爱推特治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称川普)发了这样一条推文。

特朗普总统推文
特朗普总统推文

 

大意是就迫在眉睫的朝核威胁,他昨晚跟中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A very good call.

中英双语幼儿园的孩子大概都能明白这个词组的含义。

这四个英语单词很可能会打破东北亚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病态平衡。

恩恩的反应大概会是这样。

美帝和中修,将联袂沐浴在白头山的血海深仇中,承受大浦洞排山倒海的末日式打击。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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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和中修,将联袂沐浴在白头山的血海深仇中,承受大浦洞排山倒海的末日式打击。哼!

川普的这条英文推,在华语世界里的影响力,似乎更大。

就在同一天,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前台接待员蒲先生,也突然蹦发出了学英语的兴趣:从阅读理解美国领导人的个人简介开始。

 

美国明星领导的推特自我介绍
美国明星领导们的推特自我介绍

 


 

2017年度的紫禁城议政,全国人大代表、宇华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建议高考取消英语,把中小学生的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

 

英语退出高考的动议,隔两年就被热炒一次 ,这不过是大国崛起的时代心态下,在准国民议政平台上又一次比较显著而又了无新意的公共表达。

前空军校官飞行员、《国企》杂志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生,代表了对英语基本只有“恨”的那组国民。

著名左翼学者郭松民的看法
著名左翼学者郭松民的看法

 

怒赞陈道明
怒赞陈道明

郭松民老师唯一能容忍的英语,只有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志愿军战士几乎人人都会的“葡萄糖干吃”。

Put down your guns.
Put down your guns!

 

英语与中国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有郭这样直白的恨,更有李这样的“爱恨交加”。

作为教育集团的领头羊,李光宇呼吁减低英语在基础教育里的权重,对这样的观点要立刻做出对错判断,显然很难。

李代表(又称议员)集团旗下现有8所幼儿园,全是双语;麾下旗舰店——郑州宇华实验学校每周三是“英语日”,他呼吁公立学校取消英语必修,透过貌似与时俱进的公益心表面,也不难看出包裹在里头的那一点私心。

 


爱恨英语
爱恨英语

 

娃按:本文首发于2014年《南都周刊》第27期。

英语在中国的普及,开启了中国人的一扇窗口,外来文化冲击着中国人固有观念,加速了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步伐。因为英语,有人获得了谋生的工具,有人得到了思想的自由,有人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人们的命运因为英语而被改变,而与此同时,英语也成为中国人从小到大都绕不开的爱恨情仇。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曾在剑桥大学读博。摄影_刘浚)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曾在剑桥大学读博。摄影_刘浚)

 

(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英语专业,中学英语特级教师。摄影_王远凌)

(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英语专业,中学英语特级教师。摄影_王远凌)

 

记者_文涛 宋涛 北京、重庆报道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此后一百年多年,“英语”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新学制参考了美国的学制系统,曾规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英语学分在初、高中均居首位,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

或因国家层面上的重视,这一时期大师级的人物批量产生,如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和李赋宁,他们均生于20世纪初,是非常稀少的、真正能当得起“外国通”称号的英语学者。

1949这一年,不但是中国人,也是客居中国的“英语”命运发生巨变的开始。这个国家未来的掌舵人毛泽东在这年8月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这是一篇与美国政治上对抗、经济上脱钩、文化上疏离的檄文。

中苏迎来了蜜月期,俄语力压英语,后者逐渐从课堂上消失,至1954年,从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1949年时,全国尚有50余所高校设立了英语系科,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两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全国高校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

中苏交恶后,奄奄一息的英语迎来了短暂的喘息,但随后的“文革”,它又似乎从这片大陆上彻底消失。

英语作为一个语言工具,或者一种文化载体,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时期,应该是“文革”结束后的这30多年。

民国时期盛产过英语精英,但只有到了最近的30多年,英语才被深深植入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国家层面上对英语教育的任何一点微调,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英语2017年将退出统一高考”的传闻不断,引发举国热议。

Long Live Chairman Mao

生于1944年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在“文革”时期的个人命运,与英语在这一时期的际遇同构。

当他在四川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读中学时,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俄语逐渐失去了主宰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英语开始回归。

1960年,上海编写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教材,设计了听、说领先法,中国开始学英语重词汇语法技巧之路。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草案),方案主张课本应包含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包含更多的寓言、简短故事、神话及原版作品的选段。1962年,英语进入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

老师不错,自己也有兴趣,在所有的科目中,文洪炳的英语成绩最好。当然,课本中也有时代的特殊印记。

“记得高中时的英文课有《半夜鸡叫》, 周扒皮的故事。”他回忆。

1964年,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至74所。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

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北碚,“英语”这个即将被驱逐的“异端”,在缙云山南麓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

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海归”。

1966年下半年,全国高校基本停课。

“学生们开始写大字报,武斗也开始了。英语专业课?拜拜。”文洪炳回忆。

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台上接受批斗,教学出色的老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罪行累累”——反党反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等。

英专学生也分为好几派,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语对骂。

昔日情同手足的同学操起了钢钎、棍棒。“战场就在学校办公楼和食堂之间,一会就头破血流了,不断有人被拖走。”

“再不走就会受伤甚至死掉!”十几分钟,文洪炳选择了放弃战斗,徒步回老家避祸。

1968年,他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

“想到学校教书还不行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大学生,就是俗称的臭老九,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文洪炳告诉《南都周刊》。

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才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政治吧。”

“我可以考虑一下”。

这把校长激怒了。“现在的大学生,臭老九,不像话,叫你教政治,还说可以考虑。什么态度!”

校长还把他这个“恶劣的态度”告发给了公社的武装部长。

英语自然是教不成了。后来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文洪炳老师苦笑。

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earns from Daqing, 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庆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与大陆其它地区的学龄儿童相似,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英语启蒙。

1973年,文洪炳已经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里基本没有地位。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政治化”了许多, 其中有一本第一课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 ”,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班主任告诉了校长,校长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几天后,张玉勤跳进了水库,自杀身亡。

江青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判刑,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

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罪恶。它不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还逼死了“革命小将”。

复苏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高考恢复了,英语分数比重由10%起逐年增加。1984年英语正式被列入高考主科。

国门的开放,“英语”这个几乎湮灭于特殊时代的宝箱,又被掘了出来。

整个国家都在寻找丢失的英语记忆,许国璋们又重新成为学术明星,文洪炳这些当年在教育系统里被完全边缘化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香饽饽。

“英语教师的缺口太大了,”文洪炳被借调到一所师范学校,筹办英语速成班,教育局长心急如焚,“读一年两年都可以,读到能够教书就行。”

速成班的学生,大部分人连ABC都不认识,“能说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学生都是最好的了。”

这些未来的英语教师,在入学面试时,考的不是英语,“让考生用中文念报纸,或者唱一首中文歌,招学生的标准就是发音清晰,不是大舌头就行。”

这一年,天津外国语学校恢复招生,全市招收了80人,英语40人,俄语20人,日语20人。

小学刚毕业的金利民考入了英语班。那时的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全程见证英语教育随后近40年的变迁。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了本硕学位,后在剑桥大学读博,归国后一直在母校的英语专业担任教职。2014年,她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

考入北外之前,金利民已经在天津外国语学校学习了5年英语。她在北外英语系82级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有羡慕她的,比如那些从农村考来,英语近乎零基础的同学;也有她羡慕的,北京白堆子外语学校(后并入首都师范大学)的5位老师,当时也成了她的同学。

水平如此参差不齐,但没过多久就扯平了。“语言学习跟学骑自行车或者开车差不多,花的时间不一样,但真掌握了技能大家就一个水平线了,除非你有更高的追求要去开赛车。” 金利民总结说。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没有什么英语视听资料。金利民所在的天津外语学校还算不错,有一台录音机,是那种转盘式的大家伙。

大一的时候正流行卡朋特,她也买了两盘,“连个歌词都没有,肯定是盗版,听了无数遍,愣把歌词听出来了,实在不明白的就去找老师,老师听不明白就去找外教。”

当时的北外英语听力教学几乎完全是靠老师课堂上教,基本没有其他可用的视听资料。“北外号称英语教育领军的地方,我想,别的地方的情况只会更差。”

同学们很期待周末。因为学校每周都会在食堂播放一部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电影。“没有字幕,听起来很吃力。”

金利民读大学的时候,社会上基本没有英语培训班。“我去幼儿园教过课,最开始一小时给两块钱。后来有去过景山中学教课,一小时5块钱。”

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下海潮。北外英语专业当时有一个师资班,班里有8个学生保送研究生,目的就是为让他们读完之后留校,“到了毕业的时候只有4个留下,其他都去海南、深圳等地方了。”

留校任教后的金利民深切感受到了当时全社会对英语的巨大期待。

有学生曾经问她,金老师你英语这么好,干吗要留学校不出去挣大钱啊。“那会儿就觉得你外语好就得出去上公司挣大钱,我们同事都被问过这样的话。”

整个社会对英语的狂热,也让中国父母坐立不安。文洪炳也深切感受到了社会对英语的重视。亲戚朋友不断登门,希望能给孩子“开小灶”补习英语。中国的父母希望如此培养孩子的双语能力,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走遍天下都不怕,追捧“学好ABC”比“学好数理化”更为有用。

“已经记不清这些年辅导过多少孩子了,周末一般都排满了,上下午都有,有时候,晚上都有孩子来。”文老师并不收取报酬,孩子的家长们就不断送来诸如活鸡活鸭等土特产。“我想,全国绝大多数英语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热潮

1992年,朱勇从扬州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如今20多年过去,他仍对大一时那次天安门之行记忆犹新。

同寝室的一起去天安门玩,碰到一个美国人,其中一位叫余浩的室友鼓足勇气打招呼,本意是问对方家里有多少辆车,出口却是问人家有多少“bus”。

现在,朱勇已经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英语是他的工作语言,而余浩也曾常年在国外工作生活,英语能力今非昔比。

“我们是从1985年开始学英语,那个时候,无论是老师和学生基本都认为学英语是为中考和高考准备,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为了将来跟外国人交流。甚至到了大学这种意识还不强,就是为了应试,和余浩一样,那时我掌握的也是哑巴英语。”朱勇说。

在英语教学市场化之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还是课堂,主要目的为了升学考试,强调词汇、语法,却不深究思想和文化,听说方面的能力远逊读写,尤其是有农村背景的学生。

陈庄曾是BBC资深记者,担任过该机构区域主要负责人

陈庄曾是BBC资深记者,担任过该机构区域主要负责人

 

来自湖北黄冈的陈庄,中学时也是英语尖子。“但在一切以考试为指挥棒的环境下,英语成了笔头上的功夫,听力一般、口语难以见人,现在想来滑稽可笑,但当时自我感觉不错,毕竟成绩摆在那儿,靠分数说话。”

陈庄直到读了大学英语系,方才触及到原汁原味的英语。系里有一门课叫“基本技能”,授课老师有的来自耶鲁等名校。“同为年轻人,什么都好交流,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去美国留学。”

渴望走出应试英语的窠臼,让英语真正成为将来工作和交际得心应手的工具,成了无数人的梦想。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成了英语热的最佳助燃剂。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一夜之间都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课,由于受欢迎程度太高,一般都安排在能容纳几百学生的礼堂里。

但“社经概论”变现不易,更多的学生还是把学习热情放在了英语上,如果说当时高校里最火爆的课程是英语,毫不为过。

1993年,俞敏洪的新东方外语学校顺时而生,一开始他还租不起场地,将培训班办在了自己的宿舍里,但后来新东方的发展速度令人咂舌,很快成为语言培训的航母;3年之后,李阳也推出了“疯狂英语”,在广场上数万人聚集喊着口号式英语,表达对英语的渴望。虽然这种“文革式”学英语方式富有争议,但用“疯狂”二字形容当时全社会的英语热,倒也贴切。狂热也造就了庞大的市场,根据教育部调查,目前中国有近3亿人参与英语培训,英语培训机构超过5万家,市值超过300亿。

金利民教授认为,1990年代初开始,很多人都意识到英语如果和当时的热门专业,比如法律、金融、经贸、新闻等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就业的优势会大很多。

199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试点第一批辅修专业,学有余力的学生经过考试筛选后可以在大三、大四辅修其他专业课程,第一批开发辅修的4个专业是科技英语、计算机、工商管理和航天工程。

当时读大三的周涛(化名)是金属材料和热处理专业的,他选择了最受欢迎的科技英语辅修。

“在思考如何提高找工作的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认为如果能获得工科和科技英语的双学位,我们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机会。因此我们组织起来去推动哈工大做改革,将辅修升级为双学位。”周涛说。

经过多次上书“陈情信”,半年之后,他们终于说服校方决定先拿科技英语班举行双学位的试点,追加1年(大五),专门学习科技英语。

当时的哈工大,在教改上的开明程度走在了全国高校前列,它似乎预见了英语对学生的价值。周涛所在的班级20人,毕业后大都找到了比常规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班都更理想的工作。目前这20位学生, 6位成了企业家,5位在外企或上市公司做高管,5位在海外知名的跨国公司任职,剩下的在高校任教。

而周涛本人毕业后直接进入航天部的外贸公司,为他那些分配至航天系统边远研究院所的本科同学所艳羡。他后来辞去公职,凭借外贸背景和出色的英语能力考取了加拿大Ivey商学院,目前已成为一家投行的掌门人。

而英语专业出身的陈庄,在本科毕业时的感悟是,如果不捆绑上另一个专业,他的英语能力发挥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选择了去中国新闻学院的国际新闻专业(新华社的研究生部,现已停办)深造。

“英语一旦只与考试和分数联系在一起时,那学的肯定是空壳和皮毛,而一旦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或安身立命联系起来时,英语才算是‘活’了过来。”陈庄感慨。

截至2014年,陈定居英国,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

动刀

美国作家何伟曾在1996年到1998年间,在重庆涪陵教过两年英语。那时候的内地小城还极少见到外国人,何伟说,只要一上街,他就会成为被围观的对象,“在街边的小馆儿吃饭,会有至少10位‘棒棒’驻足观看,他们也不说话,就盯着我。”

如果现在何伟再来重庆,他将不会“享受”到这般待遇了。

重庆巴川中学,位于小县城,它开设的国际班按照美国课程和教育方式进行全英文教学,颁发中美互认的高中文凭,26人一个班,配备了4名外教。

更多的中国人选择走出国门。1978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860人,25年之后,这个数字增至41.39万人。

“我只能教学生说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退休的文洪炳老师,比退休前更忙,他说英语热得有些失去理性,甚至连幼儿园甚至都要教英语,“我觉得没有必要。”

金利民认为,这些年英语专业的不断扩招并不是件好事。目前全国高校开设英语专业已超过1000所,早些年英语人才短缺,毕业生被“高大上”的用人单位一抢而空,但现在英语已成全民教育,但凡有过基础教育的,或者通过商业机构培训过的,英文能力已经能适用大部分的工作需要,纯英语专业的普通毕业生甚至成为最不好找工作的群体之一。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英语还是“寄居”在中国,这之后,英语获得了“国民待遇”,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它跟这个国家剥离。不以文化为基础的英语教学市场如此火热,越来越多的考核体系被英语捆绑在一起,向英语动刀的消息也随之而来。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拟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事实上,北京对英语动刀并不是第一家。早在2008年,江苏省就已经下调高考英语总分。

在全国层面,2014年1月,教育部下发的“一号文件”就明确表示要研究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之后,“2017年英语退出高考”也甚嚣尘上。教育部门多次出面解释,相关政策还处于酝酿阶段,希望不要误读。中国教育学会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称,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次考试是改革方向,“但这并不等于英语退出高考”。

有人认为高考英语社会化后,标志着“英语热降温”,减轻过去对英语过分重视导致的对母语的轻视;也有人认为,削弱英语教育,对于中国来说是文明的倒退,是盲目民族自大情绪在作祟。著名的语言学家陆谷孙说:“我看现在权重调整可不是因为‘崛起’什么的,中国之大,我不相信有人会自恋到认为可以不学外语了。”

教育部门迟迟不出台正式文件,所谓的高考改革动向无非是投石问路。可就这一块小小的石头,溅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大浪。

结束语:

周小平同志教导我们,第二次抗美援朝即将到来。

小平语录
周小平语录

附:

周小平治美简史

是时候火线学习几句战地英语了。

比如说郭松民老师提到的“葡萄糖干吃!”

Put down your guns!

多有范儿。

延伸阅读

恩恩语录第七弹之核讹诈(中英文对照)

萨德危机下被掩盖的北韩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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